巴赫的大部分组曲为什么都是 6 首？

6 这个数字在 J. S. 巴赫（Johann Sebastian Bach）的作品集中有着特殊的位置：六首三重奏鸣曲（BWV 525——530）、六首舒伯勒众赞歌（BWV 645——650）、六首英国组曲（BWV 806——811）、六首法国组曲（BWV 812——817）、六首帕蒂塔（BWV 825——830）、六首为小提琴独奏而写的奏鸣曲和组曲（各三首，BWV 1001——1006）、六首大提琴组曲（BWV 1007——1012）、六首勃兰登堡协奏曲（1046——1051）。如果说这些全都是巧合，那就未免太巧了点儿。巴赫是否真的对数字 6 有着特殊的偏好呢？

这个问题大概永远无法会有一个标准答案，除非我们将来发现了巴赫本人关于这方面的文字记录。但这不妨碍我们去推断 6 这个数字对于巴赫的意义。我们知道巴赫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路德宗信徒，巴赫使用数字的“象征含义”经常也可以从《圣经》和基督教教义中得到解释。以下是几种关于“巴赫的一套曲集中经常包含 6 首作品”这个现象的可能原因。

1、和《圣经》中上帝创世之间的可能渊源

在《圣经·创世纪》中，上帝用六天时间创造了天地、光、穹苍、天空、陆地、海洋、植物、光体、昼夜、星辰、动物、人。在第七天，上帝选择休息，停止了创造工作。在《圣经·出埃及记》和《圣经·申命记》中，先知摩西向以色列人颁布了上帝告知他的十诫。十诫中的一条就是当守安息日（在犹太教、东正教和新教中为第四条，在天主教中为第三条：十诫本身并不是圣经原文，而是对圣经原文的简约和归纳）。

因此，巴赫把六首相似的作品编作一套，可能是为了象征以上所述《圣经》中记述的上帝创世与摩西十诫。如果只有五首，那就显得不完满；如果有了多于六首，那就显得不敬和狂妄了。在完成第六首之后停止和安息，完美地象征了上帝七天创世和对摩西十诫的遵守。

2、和基督教教义“三位一体”之间的可能渊源

与创世记和摩西十诫不同，“三位一体”的教义并不直接出自《圣经》，而是在第一次尼西亚公会议（公元 325 年）上达成的《尼西亚信经》中被确立的。“三位一体”的教义主张圣父、圣子、圣灵是三个不同位格的同一本体而并无分裂，是同一位上帝。三位一体的教义为天主教、东正教和大部分新教（不接受三位一体的派别经常被排除在新教之外）所接受，但其他一些教派并不接受三位一体的教义。

关于圣父、圣子和圣灵之间关系的争论贯穿整个基督教的历史。

• 在第一次尼西亚公会议之前，阿利乌（又译亚流、亚略）的论点也有很大影响：他认为圣父是永恒而独一的存在，而圣子是受造的、低于圣父的。在第一次尼西亚公会议中，阿利乌被取消教席并被斥为异端。
• 在《尼西亚信经》中，圣灵与圣父和圣子之间的关系仍未被完全解决，这就是著名的“和子说”：“圣灵是由圣父而出，还是由圣父和圣子而出？”在作于公元四世纪的《亚他那修信经》中，“三位一体”的学说被补充上了“双出说”，也就是圣灵不仅出自圣父，也出自圣子。“双出说”被西方的拉丁教会所认可，但东方的希腊教会对此经常持有异议：这种神学上的争端也成为了在 1054 年发生的东西教会大分裂的重要原因之一。

不管如何，信奉路德宗的 J. S. 巴赫是承认三位一体的：他的作品中经常会出现三位一体在音乐上的象征。具体到他经常在一套作品中包含 6 首作品这一现象，可能是出自以下原因：

• 把三位一体与数字相结合，我们可以用 1 代表圣父，用 2 代表圣子，用 3 代表圣灵。
• 6 在当时被认为是一个“完美的数”：  6=1+2+3=1×2×3，象征着圣父、圣子和圣灵之间的完美融合。这一点被希波的奥古斯丁和与巴赫同时代的音乐理论家 Johann Gottfried Walther （J. S. 巴赫的表兄）所记载：在德语中它被称为 Vollkommenheit（成为完全的状态）。在数论中，所有真因子（这个数本身以外的所有约数）的和恰好等于这个数本身的数被称为“完全数”，而 6 就是最小的完全数。在古希腊时代，只有四个完全数被找到，它们是 6、28、496 和 8128：它们有时会被赋予神秘的意义。
• 在三一论图示中，一共有 6 条线。在这个拉丁文图示中，“DEUS”意为“上帝”，“PATER”意为“圣父”，“FILIUS”意为“圣子”，“SPIRITUS SANCTUS”意为“圣灵”，EST 意为“是”，NON EST 意为“不是”。

3、不由六首曲目组成的曲集也很常见

虽然巴赫所创作的曲集中经常包括 6 首作品，但他并不是总这样做。比如《平均律键盘音乐曲集》的两部分各包含 24 首前奏曲与赋格（现在有人用“优律”替代“平均律”来更好地表达原意：在此我们暂且遵循汉语翻译中的传统）；《二部创意曲》和《三部创意曲》各包含 15 首；《键盘练习曲第二部》包括一首意大利协奏曲和一首法国序曲（后者是一首组曲）；《键盘练习曲第三部》包括开头的前奏曲和结尾的赋格、21 首众赞歌前奏曲和 4 首二重奏；《键盘练习曲第四部》也就是著名的《哥德堡变奏曲》包括一首咏叹调和 30 首变奏，等等。其中后三部作品都是由 J. S. 巴赫本人监督出版的：这充分说明了巴赫并不一定非要把 6 首作品作为一集来出版。

在其他巴洛克作曲家那里，情况也是一样的：有些曲集里包含 6 首作品，而其他的曲集则并不是这样。比如 Charles Dieupart 的羽管键琴组曲集《Six Suittes de clavessin》就包含 6 首组曲：这 6 首组曲在 1709——1714 年间被巴赫抄写，并深受它们的影响，而这种影响在《英国组曲》表现得尤为明显。巴赫把 6 首组曲编作一套的习惯也可能是受了 Charles Dieupart 的影响。另一位深刻影响了巴赫的法国羽管键琴作曲家 Jean-Henry d’ Anglebert 则并不以此种方式出版自己的作品：他把他的作品按调性调式分为四个组曲，包含段落最多的《g 小调组曲》由多达21 个段落组成。拉莫为羽管键琴创作过三首组曲，而他是分别出版这些作品的：第一首出版于 1706 年，第二首出版于 1724 年，第三首出版于 1727 年。库普兰把他的 27 首组曲（他称之为 Ordre）分为四集出版：第一集（Ordre 1——5）出版于 1713 年，第二集（Ordre 6——12）出版于 1717 年，第三集（Ordre 13——19）出版于1722 年，第四集（Ordre 20——27）出版于 1730 年：这里面没有哪一集正好包括六首组曲。

我们再回到巴赫。虽然巴赫的《六首帕蒂塔》被作为一个整体出版，但这事实上是巴赫出版的第二个版本。这六首帕蒂塔在 1726 ——1730 年被陆续单独出版。在巴赫于 1730 年春天出版第五首帕蒂塔时，他在广告中承诺说，他会再创作两首组曲。因此，巴赫最初打算出版七首帕蒂塔。然而在后来，巴赫改变了想法：《六首帕蒂塔》在1731 年被以《键盘练习曲第一部》（Clavier-Übung I）为名作为一个整体出版，而把另外一首组曲与意大利协奏曲一起作为《键盘练习曲第二部》在 1735 年出版。

4、如何看待这些可能的解释

巴赫是一个喜欢“智力游戏”的人，而使用数字来进行象征化的表达大概也是他进行“智力游戏”的方式之一（严格来说，这些象征化的表达是后世人们的推断）。

对于基督教信徒而言，来自宗教角度的解释不仅是有趣的，而且是神圣的。对于非基督教信徒而言，来自宗教角度的解释仍然是有趣的：它们符合了我们的逻辑倾向，也就是在事物中寻找联系的倾向。不管一个联系是原生的还是附会的，它都会让我们感到有趣。这就好像现代大多数中国人不会认同中国古人“天圆地方”、“天为阳、地为阴”的理论，但这不妨碍我们去欣赏以这种思想为基础的一些文化：比如天坛是圆形的，各种建筑参数皆为阳数（奇数），而地坛是方形的，各种建筑参数皆为阴数（偶数）。

艺术品本身有着超越作者原本创作动机的意义，特别是对于足够抽象的艺术品而言。1、2、3 这些数字可以代表圣父、圣子、圣灵也可以不代表它们：我们即使用它们来代表牛顿的三个定律也无不可。如果因为和作者的某些信念不合就去拒绝欣赏他的艺术作品，那只能说是遗憾的。

关于巴洛克组曲的详细讨论，详见：